瑞·达利欧《原则2》:历史视角下的经济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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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达利欧《原则2》:历史视角下的经济与投资

2024-07-10 07:26|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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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还没写完,就被望穿秋水的国内读者频繁催更,甚至可以荣登最近一年阿信后台收到的重复频次最高留言No.1。

这不,今年1月,《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总算和大家见面了。

说到它的上一本——《原则》,想必你不会陌生吧!

上市5年来,已经在中国大陆畅销了近200万册,近3万人在豆瓣打出8.3的高分,被创投圈誉为“黑色宝典”。

作者瑞·达利欧,不用多说了,全球头号对冲基金公司桥水基金创始人、被称为“对冲基金之王”。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他:“有一种特殊才能,善于发现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

不过,关于这本被不少人誉为“开年必读”的《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小伙伴们问得最多的就是,能不能来篇全面的解读,先告诉我,它主要都说了些啥?

今天,阿信就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解读嘉宾——白雪石老师,他是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配置策略部部门负责人,同时还是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保险资管业协会境外投资与对外开放专委会委员。

他从历史和经济两个维度,精准剖析了达利欧新书中的主要思想。

白雪石认为:

阅读本书,不仅对于我们本身如何去认识当今世界的现实具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还可以让我们形而上地加深对生活、社会运行规律的理解,增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当投资之王成为哲学家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白雪石说,他想到柏拉图在《理想国》里的一段表述,用在达利欧身上恰如其分,那就是:

除非哲学家成为王,或者王成为哲学家,否则人们不可能拥有一个理想的国家。

这个王不仅指国王,也可以理解为在人类所能够从事的每一项事业中的佼佼者。

包括瑞·达利欧在内的全球伟大投资者,在事业成功之后本质都成为了投资领域的哲学家,实现了从投资之王到哲学家的转变。

到了晚年,达利欧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的恩惠、馈赠,他成功的经验和财富,逐渐交还和回报给社会,最后完整地走过这一生。

《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反映的正是达利欧从深渊中爬起、反思,最后脱胎换骨的一个经历,而他对其模型所使用的全部宏观因子毫无保留地呈现,则是对社会最好的馈赠。

我们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达利欧在哲学思想上的进展。

机械唯物主义代表的决定论哲学越来越难以适应目前充满极端不确定性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在全球的贫富差距、政治鸿沟、力量对比迅速演化的时代背景下,各种因素交织缠绕,互为因果、反身迭代的现象成为常态。

因果推断对无偏性的追求让位于数据预测对可靠性的需要,投资者不再满足于单纯地解释经济机器如何运行,而是要能准确判断未来经济机器运行将带来何种后果。

在这本书里,达利欧开始从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向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靠拢。他提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欣赏的。

马克思认为世界上就是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就相当于一对又一对对立和统一并存的宏观因子,随着矛盾的调和与解决,一对宏观因子就有了确切的答案,就会决定和推动社会的进步。

宏观投资的本质就是去分析、运用和判断这些矛盾的发展。社会不再是由宏观因子机械地决定的,而是宏观因子之间以复杂、多变量、高度不确定的方式动态演化的过程,这是达利欧在投资哲学上出现的巨大转变。

“三生万物”

达利欧投资哲学的进化

在本书中,达利欧把生产力的增长、长期债务周期和短期债务周期做了整合,称为“大的经济周期” (Big Economic Cycle) ,或“货币、信贷、债务和经济活动的大周期”。

加上“内部秩序和混乱大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乱大周期”,形成新的“三大周期”,他认为这是更加重要的、更加高度整合的、更加全面的三大宏观因子。

内部秩序和混乱大周期分为了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新秩序开始,巩固权力。第二个阶段开始有了有效的官僚机构,开始有效地配置资源,最终带来第三个阶段的和平与繁荣。

而到了第四个阶段,一个国家会因为过度的债务和支出,带来政治分歧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直到第五个阶段,由于财务状况的恶化,蛋糕无法再做大,所有的内耗、矛盾一次性爆发,导致这个社会出现巨大的消耗。

第六个阶段则可能出现动乱、革命、内战等极端情形。

达利欧认为一个社会经历这六个阶段是一个自然规律,六个阶段可以拿来作为评估一个国家长期的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的基准。

外部秩序和混乱大周期主要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冲突发生之后,经济、市场和政策的变化与应对。

达利欧提出,在战争经济学里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管制。一旦发生外部冲突,国家应该会采取管制经济应对,两次世界大战无一例外。

在三大周期基础上,达利欧又提出了“五大力量”的概念,即三大周期,加上“创新和技术”、“天灾”等两个因素。

天灾这个宏观因子的加入与本次新冠疫情应有一定联系,卫生危机和大封锁真切形成了经济和社会影响。

他还提出八个指标,用于衡量各个经济体在兴起和衰落的过程中财富和权力的变化。包括:教育、创新和进步、成本竞争力、军事实力、贸易、经济产出、金融中心地位,以及储备货币地位。

三大周期、五大力量和八大指标在经过再次筛选后,加上其它重要因素,最终形成了模型使用的全部的宏观因子,即“18个因素”。

货币兴衰:权力和财富的变化

货币的周期表现为国家的货币制度存在周期性轮回。这种轮回不仅在全球广泛存在,即使聚焦到长期以农业社会为主的中国,从唐宋以来的一千多年历史,也存在类似的循环过程。

达利欧发现货币周期中存在着三类货币:

第一类是硬通货,如金属货币是完全无法被印刷,完全来自于对稀有金属的冶炼。

第二类是硬通货债券,如银行票据,它们有对应金属货币背书、以类似货币局制度发行。

第三种是法币,也就是现在全球广泛采用的信用货币制度。信用货币是以国家主权为背书。

19世纪以来,全球国际货币体系经历的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三个主要的阶段其实正好与达利欧的货币周期三类型一一对应。

国际货币体系的本质是调节国际收支缺口的手段。

金本位制度通过黄金输入点引发的黄金的进出口调节,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国家的外汇和黄金储备规模调节,以及牙买加体系下通过外汇汇率浮动调节,是全球货币体系发展的明线。

但如果我们放在达利欧的框架之下,则会看存在着全球货币体系发展的暗线,即国际收支缺口调节主导者从政府向私人部门转移的过程。

在过去400年,全球一共出现过750种货币,但目前还存在于世界上的货币只有20%,将近80%的货币在过去400年终都已经消失掉了。

即使是仍然存在的20%的货币里,几乎都出现过大规模的贬值,荷兰盾、英镑、美元等强大的国际货币都经历过战争带来的一次性贬值。

瑞·达利欧还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在过去150年里,在考虑货币利息之后,货币和黄金扣除通胀后的收益几乎相当,年收益率分别为1.2%和1.3%。

但是如果以一战划断,一战前黄金跑输货币,而一战后货币跑输黄金,我们正在处于一个货币贬值,黄金升值的大时代。

达利欧形成货币周期框架的基础上,也对桥水的旗舰策略——全天候投资策略进行了升级:从过去的一个方形面,升级到现在的一个立方体。

平面和立体的差异就在于是否纳入了对国家和货币的兴衰周期,尤其是长期的财富和权力转移过程中所处地位的判断。

中国的大周期: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对于中国而言,达利欧还专门展示了他对中国古代王朝周期的研究。从唐朝以来,1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他发现中国历史内部就符合秩序动乱周期的六个阶段。

关于王朝周期,国内学者也做了一些研究,和瑞·达利欧思想相似,多增加了一个视角,就是考虑它的治理体制。

甘阳等 (2020) 研究表明,古代中国存在着贵族和官僚体制的循环往复。官僚治理是基于能力的选拔机制,而不是基于血统的继承机制。达利欧的《原则》称之为“精英管理” (Meritocracy) 。

白雪石等 (2020) 认为,中国在王朝兴盛时,往往都是采用的官僚体制。而在王朝进入衰退和无序的时候,往往采用的是贵族的体制。同时,王朝还存在着对文和武的推崇转换周期。

中国王朝的制度分形。图:白雪石、孙恺健、沈非若、吴浪(2020)

东周时期的战国七雄是一个绝妙的自然实验。七国采取的不同发展方向带来了不同的结局。

燕国过度节俭,但是没有消费与过度的资本积累相匹配,最终坠入储蓄漩涡而灭亡;齐国、楚国、赵国与之相反,不论是国君的奢靡,还是统治者的内斗,以及贵族的分权,都带来了国家巨大的消费开支需求,让它们滑向过度消费的陷阱。

商鞅变法建立的耕战制度抑制了过度消费,提高了资本存量,获得了统一六国的有利地位。尚武的官僚体制是中国历史上王朝强盛的第一种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崇文的官僚体制,也即唐宋模式。

唐宋模式实现的是世俗和平民的均衡。唐宋的崇文直接带来了兵役制度的改革,实现了兵与民的分离。

老百姓开始在和平时期有了安定的生活,自由从事消费活动,科举制度保证最好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官僚体系,人口素质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唐宋均衡建立在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提升的基础上,是一种正义均衡。

唐宋社会发展在RCK一般均衡模型下推演。图:白雪石、孙恺健、沈非若、吴浪(2020)

站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角度,我们就非常好理解在中国历史上它的辉煌是如何实现的,而19世纪以来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中国迅速衰落的历史,也使中国人民应当从苦难中总结历史的教训。

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也可以从历史大周期的角度来理解。

在中国上一个历史的低谷期,也即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之时,全球主流历史观由三位德国哲学家的思想主导,而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下才能有中华民族再度崛起、再度复兴的逻辑空间。

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意味着在矛盾的对立、转化和运动的过程当中,矛盾的解决将会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中华文明完全有可能走出第二轮曲线。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刚刚经历了达利欧所说的货币、信贷、债务和经济活动大周期的崩溃,而资本主义文明的哲学体系是没有弱国的一席之地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是中华文明再度复兴的希望。

因此,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也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进一步增强我们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桥水创始人瑞·达利欧全新力作

应对当下与未来的周期规律

-End-

编辑:楚旂 | 审核:Yoyo

202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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